第30章 李定国:南明悍将的辉煌与悲歌

一、早期经历

李定国,字鸿远(或作宁宇、霖宇、一纯、大绶),出生于明天启元年(1621年)六月十一日,出生在一个位于陕西延安的贫困农民家庭。崇祯三年(1630年),十岁的李定国因张献忠起义军的到来而被收为养子。张献忠见其相貌不凡,便将其收养,并赋予其姓氏张。张献忠共有四位养子,李定国排行第二,老大是孙可望,其余两位则是刘文秀和艾能奇。

崇祯十年(1637年),年仅十七岁的李定国已经能够率领两万人的部队,跟随张献忠参与对河南和湖北地区的攻击。到了崇祯十四年(1641年)二月,李定国更是乔装成明军差官,带领二十名骑兵连夜疾驰至襄阳城下,成功夺取了该城。此役中,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储备的大量军资落入农民军手中,标志着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关键转折点。

清顺治元年(1644年)十一月,张献忠在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,李定国因卓越的战功被封为安西将军,并负责监管十六座军营。此时,李定国年仅二十四岁,以其英俊的相貌、卓越的才能以及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而闻名,被誉为“小尉迟”或“万人敌”。

随着清军入关,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的社会矛盾。清顺治三年(1646年)八月,张献忠率领五十万大西军北上抗清。在与清军的战斗中,李定国亲自率军参战,阵斩了清军将领古朗阿和巴扬阿。然而,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,张献忠在西充的凤凰山被清军射杀身亡,导致大西军陷入混乱。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紧急集合残部,迅速南下保全实力。他们从顺庆(今南充市)出发,一昼夜之内疾驰数百里,最终保存下了数千士兵和万余家属。

同年十二月,大西军抵达重庆江北,遭遇南明总兵曾英的阻击。在断粮十余日后,农民军强行渡过长江,击杀了曾英,使残余的十几万明军迅速瓦解。在重庆,四将军决定处决左丞相汪兆麟,此人曾唆使张献忠滥杀无辜,引起军中普遍不满。四将军向各营传达了“同心协力,共扶幼主”的指令,这极大地提振了士气,军心稳定下来,从而使得大西军能够在逆境中重新崛起。

二、平定黔滇

清顺治四年(南明永历元年,1647年)正月,大西军在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的领导下向贵州进军。三月,他们连续攻克了贵阳、定番州、永宁州等战略要地,贵州西部的许多郡县纷纷投降。在贵阳,四将军就大西军未来的方向进行了深入讨论。孙可望提议前往广东南岭一带,以便在必要时可以出海;而李定国则坚持认为应当协助南明,恢复明朝江山。由于张献忠在生前曾表达过对于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,并且大西军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意识到反明的错误,因此他更加坚定地想要归顺南明。在两人的争执中,李定国甚至拔刀自刺以示决心,众将及时阻止并表示愿意支持李定国的意见。最终,孙可望妥协,四将军设坛盟誓,各自恢复了自己的原姓,并尊孙可望为首领,联明抗清的态势由此形成。

当时云南正处于阿迷州土司沙定洲之乱中,明黔国公沐天波被迫逃离昆明。副将龙在田与孙可望早有交情,便派遣使者向孙可望请求援助,并表示若大西军出兵讨伐沙定洲,则云南全省可以轻易夺取。四将军认为这是一个扩大农民军势力范围的绝佳机会,于是以替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。沙定洲得知消息后,惊慌失措,放弃昆明向南逃窜。

同年四月,大西军顺利进驻昆明,当地百姓热烈欢迎。四将军随即展开行动,劝说沐天波与大西军合作,并公开宣布共同致力于恢复明朝江山。八月,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和艾能奇四人在昆明共同称王,分别被称为平东王、安西王、抚南王和定北王。虽然四人各自称王,但他们仍然保持了农民军的传统,遇事共同商量,各营将士的赏罚由孙可望决定。

随着时间推移,孙可望的地位日益稳固,其个人野心也随之膨胀。明御史任僎建议孙可望自立为王,设立百官体系,发行货币,并使用新的年号。孙可望对此建议十分满意,但李定国对此持反对意见,认为此举违背了联明抗清的初衷。孙可望与亲信王尚礼密谋,企图压制李定国,以加强自己的权威。

清顺治五年(南明永历二年,1648年)四月初一,大西军各部队在演武场集合。李定国的部队先行入场,按照惯例放炮升旗。孙可望借此指责李定国不尊重自己,并下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。李定国愤怒地回应,称自己尊重孙可望只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。为了避免分裂,前军府都督白文选劝说李定国暂时忍让。李定国最终接受了杖责,但只受了五十军棍。事后,孙可望假装安抚李定国,李定国为了维持大西军的团结,接受了这一屈辱,并请求允许自己去平定沙定洲。

同年五月,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牺牲,其部属被孙可望收编。八月,李定国与刘文秀攻破沙寨,活捉沙定洲,滇东地区全部平定。当大军凯旋返回时,沐天波向他们表示感谢,而沙定洲则受到了当地民众的唾弃。

大西军在云南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民生的政策,吸引了彝、白、壮、傣等多个民族的人们加入,使得大西军的规模扩大到二十多万人,并新增了象队作为军事力量的一部分。李定国的部队人数达到五万多人。在大西军的治理下,当地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显着改善,当年就实现了大丰收,军民关系和谐。

三、南下西天

张献忠在辽西抗击清军的经历影响了他的军事组织结构,他模仿明朝的五军都督府制度,任命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为大西军的四大将军。然而,在张献忠于凤凰山之战中被清军射杀后,大西军的指挥权主要落在了这四位养子手中。在这四位将军中,孙可望因其较高的军事地位和个人能力,被推举为首领。然而,孙可望、李定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始终和睦,尤其是在艾能奇牺牲之后,大西军内部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。

艾能奇在一次战斗中中毒身亡,这对孙可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,因为艾能奇是孙可望的重要盟友。艾能奇的部将冯双礼虽然继续效忠孙可望,但由于其地位较低,无法参与到四王的重大决策中。这样一来,孙可望在四王会议中的影响力减弱,特别是在与李定国的对立中,孙可望不再拥有压倒性的优势。

为了削弱李定国的影响力并树立自己的权威,孙可望策划了一次针对李定国的行动。他与艾能奇(已牺牲)和刘文秀商量在校场寻机对李定国进行惩罚,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巩固自己的地位。然而,这次事件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,反而加剧了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的矛盾。

为了解决这一问题,孙可望决定派遣李定国南下征讨小西天,以此远离云南的政治中心。为了确保李定国南征的顺利进行,云南方面开始筹备粮草等物资。这样一来,李定国在长江战役之前未能参与大西军与南明高层的会晤,但这也给了他一个机会,即在南征胜利后迅速折返,以期参与到云南北伐的计划中。

四、联明抗清

公元1646年(清顺治三年、明隆武二年)十一月,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,建立了南明政权的最后一个朝代,年号永历。孙可望原本有着割据云南、独霸一方的想法,但李定国坚决反对这一想法,认为应当联合南明共同抵抗清军。李定国直言不讳地批评孙可望,指出肇庆已有永历帝在位,孙可望不应妄自尊大。虽然孙可望暂时放弃了割据云南的想法,但他心中对此一直耿耿于怀。

孙可望的同乡、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看透了孙可望的野心,怂恿孙可望成为一方之主。孙可望则提出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想法,希望通过控制永历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公元1649年(清顺治六年、明永历三年)四月,孙可望派遣杨畏知作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抗清事宜,并要求封为秦王。李定国虽然深知孙可望的真实意图,但为了实现“联明抗清”的目标,选择暂时保持沉默。

然而,永历帝及其臣属拒绝了孙可望的要求。在杨畏知的进一步煽动下,孙可望于公元1650年(清顺治七年、明永历四年)八月自称为“秦王”,改云南为云兴省,并私自铸造钱币。这些举动引起了李定国的强烈不满。

同年九月,孙可望率军进入贵州,并分兵占领川南地区以扩大根据地。李定国被派遣进攻安顺。明威清道黄应运趁机游说李定国,指出如果借助大明天子的名义加上李定国的军事实力,足以清除奸逆。李定国与黄应运歃血为盟,承诺辅助明室,绝不背叛。孙可望得知此事后,将黄应运处死,这让李定国对孙可望愈发不满,两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。

随着贵州被平定,孙可望前往贵州,留下李定国驻守云南。李定国加紧练兵,准备东进,而刘文秀则平定了川南地区,大西军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。

然而,永历政权的处境日渐艰难。公元1649年(清顺治六年、明永历三年),清军攻占湖南,攻占桂林,瞿式耜被杀,朱由榔逃到梧州,又逃到南宁,不得不依赖大西军这一唯一的力量。

公元1651年(清顺治八年、明永历五年)初,朱由榔派遣使臣前往贵州,封孙可望为冀王,但孙可望并未接受。在李定国等人的劝说下,孙可望再次派遣杨畏知与南明朝廷谈判。虽然表面上答应谈判,孙可望暗地里却派出精兵前往南宁,杀害了五大臣,并迫使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。同年年底,南宁陷落,朱由榔逃往濑湍。

公元1652年(清顺治九年、明永历六年)正月,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,改名为安龙府,并承诺每年向永历帝提供钱粮以供皇室开支。作为交换,永历帝同意孙可望在未来的战事中可以先斩后奏。这样,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正式建立。

留守云南的李定国继续推行政治和经济改革,减轻百姓的负担,使滇南地区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稳定局面。他日夜操练兵马,制造盔甲,训练象队,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。此外,他还举办了生童考试,对于考中秀才的人,发放赏钱三百串,鼓励他们努力学习,为将来恢复明朝江山做准备。

五、两蹶名王

公元1652年(清顺治九年、明永历六年)春季,清朝朝廷下令定南王孔有德从桂林出兵河池,进攻贵州;同时命令吴三桂从嘉定(今四川乐山)出发,进攻川南,试图通过两路夹击的方式包围大西军的抗清基地。

面对这一严峻形势,李定国致信孙可望,请求出兵湖广,以打破清军的围剿计划。孙可望同意了这一提议,并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:北路军由刘文秀统领,进攻四川;东路军由李定国指挥,进攻湖南。孙可望本人则率领“驾前军”留守云南和贵州。

三月,李定国率领八万步骑兵及五十头战象出征,并制定了严格的军纪,其中包括不得杀人、奸淫、抢劫财物、宰杀耕牛以及纵火。五月,北路军先后攻克沅州(今湖南芷江)、靖州(今湖南靖州)和武冈等地。镇守宝庆(今湖南邵阳)的清军将领沈永忠向孔有德求救,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支援。李定国抢先一步,迅速渡江直取宝庆,消灭了清军五千人。

六月,李定国进军祁阳,准备夺取广西门户全州,进而攻取桂林,消灭孔有德。他兵分三路,冯双礼率左路攻取全州,张胜率右路攻打严关(今广西兴安县严关乡),而李定国本人则率军攻击桂林外围,之后三路合围桂林。左路军迅速攻克全州,李定国果断命令部队不要进城,而是直接与自己会合,向严关挺进。这一决策为桂林大捷奠定了基础。

六月三十日,清军试图夺取严关,大西军奋勇抵抗。次日,孔有德率精锐前来增援,但在大西军战象的冲击下,清军马匹受惊,孔有德大败而逃。大西军随即追击至桂林城下,将之包围。七月四日,大西军登上云梯攻城,孔有德在城头被射中头部,自知无路可逃,于是烧毁家产并自杀身亡。桂林之战大捷后,广西全境迅速被收复,许多地方的民众自发驱逐清军,李定国也下令不得滥杀无辜,优先安抚百姓。

随后,李定国任命明将徐天佑守卫桂林,自己则率军北上,连取全州、永州(今湖南零陵)。九月,李定国进攻衡州(今湖南衡阳),守将沈永忠弃城逃亡,长沙巡抚金廷献亦逃离,清军纷纷溃散。李定国在衡州设立官署,休整部队,准备继续北进。

同时,李定国还命令马宝东取阳山、连州,占领广东西北部;派马进忠、冯双礼北取长沙,攻占常德、岳州;命高文贵东进江西,连下永新、安福、永宁、龙泉,围攻吉安。自七月出兵以来,李定国收复了两个州和十六个郡,大约三千里的土地重新回到了南明政权手中,史称“湘桂大捷”。

李定国的军队纪律严明,深受当地民众欢迎。清军在湖广连续失利,清政府震惊之余,派遣洪承畴经略湖广、云贵、两广,并派敬谨亲王尼堪率领十五万精兵前往长沙迎战。李定国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,但这一计划被冯双礼泄露给了孙可望。最终,在衡州战役中,李定国成功斩杀了尼堪,但由于冯双礼和马进忠未能按照计划行动,李定国被迫单独作战,无法扩大战果。

桂林和衡州两次大捷震惊了清廷,李定国的威名传遍四方,清廷甚至考虑放弃西南省份以换取和平。李定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,纵横数省,收复湘、桂两地,击败数十万清军,掀起了继1647年之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。他的英勇事迹受到当时着名学者黄宗羲的高度赞誉。

六、孙李内讧

公元1652年(清顺治九年、明永历六年)十月,北路军在保宁(今四川阆中)遭遇吴三桂的军队,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,副将王复臣阵亡,导致北路军战败。这一失败不仅削弱了大西军的力量,还引起了内部的动荡。孙可望不仅剥夺了刘文秀的爵位,还解散了他的部队,此举激起了大西军将领们的不满,军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。

随着李定国在战场上屡建奇功,孙可望对李定国产生了嫉妒和猜疑之心。他不仅拒绝向李定国发放犒赏银两,阻止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,而且还密谋杀害李定国。到了1653年(清顺治十年、明永历七年)正月,孙可望担心李定国日益坐大的势力可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,便率领“驾前军”东进沅州,意在对付李定国。

此时,李定国驻扎在宝庆,他得知清军在湘江东岸放牧,便设伏夺取了清军的马匹。孙可望在此期间多次致信李定国,要求他前往议事。李定国在前往途中,得到了刘文秀之子的密报,告知他孙可望的真实意图。尽管如此,李定国仍然希望能够化解矛盾,他在给孙可望的信中恳请对方不要因听信谗言而导致内部纷争,强调应该团结一致,共同恢复大明江山。

孙可望收到信件后并未改变态度,反而更加恼羞成怒,准备对李定国采取军事行动。为了避免内部冲突进一步升级,李定国决定离开湖南前往广西全州。他对部下表示,虽然他们取得了重大胜利,但不应因为内部矛盾而功亏一篑。他强调要顾全大局,避免自相残杀。尽管如此,跟随李定国南下的部队仍然有大约五万人,未能随行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。

到了1653年二月,清军得知孙、李之间的内讧,立刻利用这一机会派贝勒屯齐再度进入湖南。在宝庆,孙可望的“驾前军”与清军相遇,由于骄傲轻敌,“驾前军”被清军打得大败,孙可望匆忙撤退到峒江。随着孙可望的失败,湖南的多个重要州郡如衡州、武岗、靖州、辰州、沅州、黎平等地相继落入清军之手。此次事件导致大量的平民死亡,据估计约有百万人丧生,大西军的精锐力量也损失了一半以上。与此同时,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遣水师夺取了梧州和桂林。

七、转战两广

清军对李定国紧追不舍,1653年(清顺治十年、明永历七年)二月底,永州被清军攻陷,李定国不得不撤退至龙虎关(今湖南桃川西)。三月,广东的义师罗锦鼐迎接大西军进入广东,引发了一波新的抗清浪潮。李定国接连攻破开建(今广东封开)、德庆等地,直抵肇庆城下,并分兵攻克了四会、广宁、三水等县,完成了对肇庆城的包围。三月二十六日,大西军从三个方向围攻肇庆,但由于清军拼死抵抗,一个月内未能攻克肇庆。清将耿继茂派遣铁骑兵来援,迫使李定国撤军退往柳州。清廷经略洪承畴曾试图招降李定国,但遭到了李定国的拒绝。

李定国认识到仅凭自身的力量难以平定广东,于是在六月主动致信郑成功,邀请他一同攻打广州。但由于联络不便,郑成功未能按时响应,首次联合行动未能实现。

李定国在广东的进展并不顺利,同年七月十三日,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,围攻七天七夜未能攻克,只得撤回柳州。孙可望仍然企图消灭李定国,八月时派遣冯双礼偷袭柳州。李定国早有准备,设伏兵于江口芦荻之中。当冯双礼发起攻击时,李定国以精锐部队迎击,迫使冯双礼退兵,伏兵四起,冯双礼只得跳入水中。李定国下令不要伤害冯双礼,并对其进行劝说,最终冯双礼投靠了李定国。

1654年(清顺治十一年、明永历八年)初,南明鲁王政权的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,直至镇江。郑成功也派遣军队攻打崇明,使得清廷沿海地带告急。形势的好转促使李定国再次东征。三月,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,先后攻破廉州(今广西合浦)、雷州(今广东海康),并占领了罗定、新兴、石城、电白、阳江、阳春等地。五月,李定国进攻高州,清守将张月举兵归顺。六月,再次进攻梧州,虽然未能攻克,但广东、广西各地的义师纷纷响应。李定国控制了廉、雷、高一带,各地百姓积极响应,抗清形势再次高涨。

李定国准备联合郑成功共同攻打广州,以平定整个广东。为此,他题字“一匡天下”,自比为管仲复出,产生了骄傲的情绪。为了攻克广州,李定国认为首先要拿下广州的门户新会,这一计划需要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。七月,李定国再次致信郑成功,邀请他共同攻打新会,并约定了具体的日期。同时,李定国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、陈奇策等部,号称二十万大军,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。

十月十四日,攻城开始。李定国采用了炮击、掘地道、伐木填壕等多种战术,但都被清军击退。连续两个月的进攻未能奏效。这时,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关于城中粮食耗尽的谎言,命令停止进攻,改为围困战术。他还建造行宫,设置官仓,向周边各县征收盐米,这使得清军获得了喘息的机会。大西军中爆发了瘟疫,士气不振,处于不利的局面。

十二月,尚可喜、耿继茂以及清廷靖南将军朱玛喇率领十万满汉兵赶来增援。清军以铁骑兵冲垮了李定国的左翼,导致大西军全线崩溃。清军乘胜追击,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。李定国被迫撤退,焚毁了浮桥,解除了新会之围。

李定国撤出新会后,沿途约六、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。李定国安抚百姓,连夜撤往南宁。自此,广东高、雷、廉三府以及肇庆、罗定所属的三州十八县和广西横州、郁林一带全部落入清军之手,广东的义师也随之失败。新会惨败的原因主要是李定国的骄傲轻敌,以及郑成功拖延了援军的时间,加上孙可望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。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,身边只剩下六千人,他恢复两广地区的努力最终化为泡影。

八、交水决战

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之后,他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孙可望在贵州省城大肆建造宫殿,设立文武百官,起初还遵守永历帝的名号,但后来的行为几乎等同于皇帝。为了保住帝位,永历帝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,派遣使臣前往广西召李定国前来护驾。1653年(清顺治十年、明永历七年)十一月,李定国接到密旨后表示:“只要我李定国活着一天,就不会让陛下受到屈辱,希望陛下暂时忍耐,我这就去救驾,我宁愿背叛孙可望,也不会背叛陛下。”并告知永历帝,待恢复粤东后即来迎接。

不幸的是,文安侯马吉翔为了讨好孙可望,将此事告知了孙可望。孙可望以“欺君误国,盗宝矫诏”的罪名处死了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。从此,孙可望变得更加跋扈,并为防止李定国返回云南,派遣刘镇国、关有才驻守田州(今广西田阳),加以阻挡。

新会之战的失败使得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地区继续发展。中书金维新以《三国演义》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说李定国回师滇黔。1655年(清顺治十二年、明永历九年),永历帝再次派遣使臣赴南宁通报孙可望“僭逼”之事。李定国接到血字诏书后,伏地痛哭不能起,表示誓死为永历帝铲除奸逆,恢复江山。此时洪承畴正在实施“两粤合剿”之策,全力压缩南宁,李定国倍感压力,于是决定返回云南。第二年正月,李定国火速前往田州,守军要么逃跑,要么归降,关有才、刘镇国逃走。孙可望为了长期控制永历帝,立即派出白文选将永历帝迁至贵阳。白文选不满这一举动,以“舆徒不集”为由拖延时间。正月二十二日,李定国抵达安龙,与永历帝相见,君臣相抱痛哭。李定国密誓效命,背出所刺“尽忠报国”四字给南明朝廷大臣,大臣们称赞他是大忠臣。经过商议,决定将朝廷迁入云南。

当时,刘文秀和孙可望的亲信王尚礼、王自奇、贺九仪等人都驻守在云南,兵力共计五万。二月十一日,李定国抵达曲靖,云南守将议论是否要以兵相拒。刘文秀私下会见李定国,认为孙可望是董卓那样的人物,即使诛杀了孙可望,也可能出现像曹操那样的人物。李定国指天发誓,表示决不会成为第二个孙可望。两人合计,迎驾原本是孙可望的意思,现在要单独去做,瞒住孙可望的亲信,平安进入云南。永历帝改昆明为“滇都”,封李定国为晋王,刘文秀为蜀王,白文选为巩国公,所有大事都交给李定国处理。

尽管李定国掌握了兵马大权,但他非常尊重永历帝,给予永历帝丰富的钱粮。然而,他在用人方面存在问题,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的职位,导致内讧四起。马吉翔则极力讨好李定国。永历朝的腐败风气已经开始侵蚀李定国。

但对于孙可望,李定国仍然从抗清大局出发,希望能与之和解。他曾请刘文秀带着敕书请孙可望回来,但遭到拒绝。他又送孙可望的妻子返回贵州,但仍未达成和解。1657年(顺治十四年、明永历十一年)五月,李定国派遣白文选进入贵州议和,孙可望竟然扣押了白文选和他的部队。随后,李定国派遣孙可望的旧部张虎去说情,临行前,永历帝赐给张虎一枚金簪,让他从中调解。然而,张虎两面三刀,见到孙可望后谎称永历帝赐给他金簪,让他杀掉孙可望。孙可望大怒,联络王自奇、王尚礼、关有才作为内应,内战最终由孙可望挑起。

大西军绝大多数将士反对内战。孙可望的部将马进忠、马宝、马惟兴密谋帮助李定国,一致要求恢复白文选的兵权。孙可望不知是计,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,马宝为先锋,自己另外率领一军随后,合兵十四万,以“清君侧”之名出师。

九月,孙可望的部队抵达交水(今云南沾益),李定国、刘文秀率领五万人抵抗,由于兵力悬殊,人心浮动。这时,白文选前来告诉李定国:“赶快出兵迎战,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,迟了我们会吃亏的。”李定国这才下定决心交战。孙可望估计昆明空虚,又派马宝、张胜前往偷袭,与王尚礼里应外合,但马宝再次通知了李定国。九月十九日,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,白文选率领铁骑直冲马惟兴的营地,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的营地。孙可望大惊失色,喊道:“怎么诸将都叛变了!”随后落荒而逃。李定国挥师前进,孙可望的各营将士都高呼“迎晋王”,孙可望大败。刘文秀、白文选追击孙可望的溃军,李定国返回昆明,结果马宝反正,张胜被擒,王尚礼自尽,内战得以平息。

孙可望众叛亲离,追随者仅剩数十骑,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。当时,冯双礼守卫贵州,假装追兵到来,孙可望携妻子财宝投降洪承畴。清廷封他为“义王”,但对他保持戒备。1660年(顺治十七年)十一月,清廷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杀。

九、血战磨盘山

交水大捷之后,李定国犒赏了将士,并厉兵秣马。但在论功行赏的过程中,他将原来的孙可望部队称为“秦兵”,而跟随他的部队称为“晋兵”,这一做法招致了许多原孙可望部下的不满。此外,李定国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兵三万练以备边的事情也不满意,后来召回刘文秀,导致刘文秀郁郁寡欢而去世,这严重削弱了大西军的战斗力。

孙可望投降后,向洪承畴提供了西南地区的地图,并详细介绍了大西军的情况,使清军摸清了大西军的底细。1658年(清顺治十五年、明永历十三年)二月,清廷决定分三路大军进攻贵州: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,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军从广西进攻,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军从湖南进攻。此时,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、关有才的叛乱,无暇反击,致使吴三桂占领遵义,罗托攻克贵阳,卓布太占据独山,对云南构成了严重威胁。

同年七月,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,他才开始部署反击。李定国的部署是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以牵制湘楚,派冯双礼、祁三升据守贵阳附近的鸡公背以抵御中路清军,派李承爵在普安黄草坝设防以抵御南路清军,派白文选据守遵义孙家坝以抵御北路清军。这一部署显得较为被动。

当时,清军初入贵州,力量分散,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,攻破一路,战局可能会有所不同。但在指挥上,李定国中了洪承畴的计。当冯双礼请求增兵入黔,出击贵阳时,李定国收到了洪承畴的来信,声称:“某本待罪先朝,志切同舟,惟俟吴王(指吴三桂)之至,合兵以听指挥,无烦王师远出也。”李定国不清楚信件的真伪,延缓了增兵,贻误了战机。到了八月,李定国才率师东进,又恰逢雨季,日行仅一二十里,士气低落。相反,清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,实力增强,并开始进攻云南。

九月,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,进兵云南。至十一月,中路多尼部在鸡公背击败冯双礼,占领安庆、曲靖。北路吴三桂在七星关击败白文选。南部卓布太部逼近凉水井,占领安隆,李承爵战死。李定国闻讯后,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。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展开激战,初战告捷。第二天,清军倾巢而出,大西军疏于防备,加之刮起了北风,导致金枪失火,燃起山茅野草,清军乘火势猛射,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。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、凉水井大营,随后大肆屠杀大西军和当地百姓,军民被杀的不下三四十万人。李定国的妻子和家属也被卓布太抓获处死,大西军精锐部队遭受了致命的损失。

十二月十三日,李定国退回昆明,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,研究下一步的出路。讲官刘范主张按照刘文秀遗表行事,进入巴蜀,依靠夔东十三家,经营陕洛地区;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地区,如果获胜则可以攻下六诏,如果不胜则可以进入越南,召集东南亚诸国反清义士,与郑成功汇合,共同进行抗清。刘范和李定国均主张先转移,再图恢复。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滇人,不愿离开家乡,勋臣沐天波、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,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,永历帝表示同意。李定国军行进止,一以诏敕从事,并未坚持己见,只是对沐天波说:“公其努力,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。”

十五日,永历政权西逃。李定国事先发布了文告,劝说百姓疏散,并命令各营不得毁坏仓库,以免清军到来后无粮可食,徒害百姓。一路上,他还收抚了难民。

1659年(清顺治十六年、明永历十三年)正月初三,清兵会师昆明,又立即紧追不舍。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,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送永历帝奔腾越(今云南腾冲),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(今云南保山)阻击。二月,吴三桂在大理击败白文选,气势汹汹地追来。李定国决心打掉敌人的锐气,全歼追兵,策划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——磨盘山战役。

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地形复杂,仅容单马通行。李定国在那里设置了数道栅栏,左右设伏,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,炊食饷伏,令毋见烟火。他预计吴三桂必无戒备,便以窦民望为初伏,高文贵为二伏,王国玺为三伏,计划清军进入三伏时,“首尾横击之,片甲不令其逃也”。果然不出所料,二月二十一日,吴军追来,其先锋已进入二伏,但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。吴三桂大惊,急令后撤,并炮击左右伏兵。农民军出伏作战,“短兵相接,自卯至午,僵尸堵叠”。

磨盘山战役中,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,清军也死伤大半,后退三十里,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被击毙。由于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军作战勇猛,使清军再也不敢骄横穷追。

十、宁死荒外

永历帝在马吉翔的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,与李定国、白文选失去了联系。三月,李定国与白文选在木邦(今缅甸新维)会面,商讨未来去向。李定国认为缅甸地区贫瘠,大军进入缅甸后可能发生祸乱,而且缅甸只能容纳两人,但永历帝单独去可能会更安全。白文选则认为内地已被清军占领,继续留在内地会有危险,建议他随永历帝去缅甸,而李定国则主持外部军务大事。两人意见不合,最终各自行动。

磨盘山战役之后,李定国剩下的部队不过数千人,势力十分窘迫。不久,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会合,祁三升、魏勇等人也率部归附,军势稍有恢复。李定国将大营移至孟琏(今云南澜沧),制作了大量印敕,广泛联合土司,号召共同抗清。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。李定国的部队坚持了几个月,但最终被清军攻破,不得不移营孟艮,招募头人,耕种纳粮如同郡县一样。

吴三桂见无法彻底消灭大西军,采取了招降的措施。1660年(清顺治十七年、明永历十四年)三月,吴三桂利用贺九仪的妻子劝降,贺九仪正准备投降时被李定国杀害,从此无人再敢提及投降之事。

李定国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给永历帝,但都没有得到回复。直到七月,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归来,李定国和白文选才了解到永历帝被缅甸扣留的真相。九月,两人分别进入缅甸。至十一月,李定国大败缅军,并提出以送还永历帝作为退兵的条件。但缅甸方面回答说:“你们要攻城,我也不怕,你们大军来到这里,水土不服,将士会生病而死。”第二年二月,李定国和白文选再次合兵攻缅,缅军集结了十五万大军和上千头大象迎战。李定国和白文选奋力作战,大败缅军,渡过锡箔江逼近金沙江,窥视缅城,但缅甸仍然拒绝交出永历帝。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,五月船只被缅军捣毁。李定国大怒,围困缅城,但军中老弱病残众多,饥饿和瘟疫频发,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。八月,两人再次分兵攻缅,但出师不利,十六艘船只中有五艘被击沉。在缅甸,他们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,缅方杀害了永历帝的随从官员四十余人,白文选的部队情绪低落。同月中旬,张国有、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,李定国的儿子李嗣兴准备拦截,但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,命令放还,自己率领本部独自前往洞乌。

十二月,李定国准备再度攻缅,突然得知缅王已将永历帝献给了吴三桂,他愤怒至极,说道:“既然形势已无法挽回,追击也无济于事。”他将大营移至景线。但到了1662年(清康熙元年、明永历十六年)四月,他又抵达勐腊,派遣官员进入车礼(今西双版纳)借兵,企图东山再起。五月,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(今泰国)与李定国联姻,并提供象马支持,帮助恢复云南。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,云南已集结了四千人,愿意作为掎角之势。正当李定国准备大举行动时,军中瘟疫流行,人马病死甚多。李定国修表告天,祈求说:“如果大势已去,希望老天让我李定国一人去死,不要再连累军民。”

六月十一日,李定国正值四十二岁生日,突然发病。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。李定国悲痛欲绝,命人为永历帝发丧,全军将士穿上白衣。李定国披头散发,赤足哀号,两眼流出血泪,大声哭道:“我对不起大明,也对不起皇帝,我该怎么面对天下。”六月二十七日夜,李定国死于勐腊(一说景线),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:“宁可死到荒郊野外,也不可投降。”

李定国死后,桂王、岷王两部各有数千人不愿投降,聚集在阿瓦河东百里,称为“桂家”、“敏家”。勐腊各族人民也奉李定国为神,路过晋王墓时均会膜拜,并在后山重建“汉王庙”,每年春节期间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。

结语

李定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,从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成长为南明政权中最具影响力的将领之一,他的勇气、智慧和对故国的忠诚令人敬佩。尽管南明最终未能抵挡住清朝的铁蹄,但李定国的事迹却永远地镌刻在中国历史的记忆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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