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早年生活与封爵
司马岳，生于公元322年，字世同，乃东晋王朝开创者晋元帝司马睿之孙，晋明帝司马绍次子，与其兄晋成帝司马衍同为明穆皇后庾文君所出。早在326年，幼年的司马岳便受封为吴王，彰显了他在皇室中的显赫地位。随着时光推移，他又改封为琅邪王，这不仅是一次地域封邑的变迁，更体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潜在影响力。
二、权力过渡与即位为帝
至咸康八年（342年），晋成帝司马衍因病重不起，朝政局势陡然紧张。当时的权臣庾氏家族，尤其是庾冰与庾翼兄弟二人，出于对皇位继承问题的深刻考量，决定打破传统的父子相继制度，主张由司马岳继承皇位，实行“兄终弟及”的特殊继位方式。这一举措虽带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和个人权谋色彩，但客观上也暂时稳定了东晋政权的内部秩序。
三、短暂执政与政策举措
晋康帝司马岳，东晋时期的第四位皇帝，在公元342年这个历史节点上，因其兄晋成帝司马衍骤然病逝，开启了他短暂却充满挑战的帝王生涯。六月初九日，司马岳遵照兄长的遗愿或当时朝廷权臣的安排，正式即位，成为了晋朝的新一代掌舵人，史称晋康帝。新帝甫一登基，立即宣布大赦天下，以此展示新气象，祈求国泰民安，同时也有凝聚人心、稳定社会秩序的深意。
居丧期间，晋康帝的表现超乎寻常地成熟稳重。考虑到国家的安全与稳定，他果断下令各地戍边的将领和地方官吏必须坚守岗位，不得因皇室丧事而擅离职守，从而避免了可能因大批官员回京奔丧导致的地方防守松懈，有效维护了国家军事防线的完整。此举显示了晋康帝在非常时期对国家大局的清醒认识与坚定掌控，体现出了一种超越其实际年龄的冷静与决断力。
在位不足两月之际，晋康帝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族内部关系，以及平衡各方势力，迅速做出了一系列政治安排。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决策就是册封晋成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为琅邪王、司马奕为东海王。这一举动既遵循了宗法制的传统，保证了皇室血缘的正统延续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皇室内争的可能性，有利于皇族内部的团结与和谐。
四、家国治理与身后事
晋康帝在位虽然只有短短两年，但其在政务处理上颇为倚仗重臣庾冰与何充等人，尽管史载其性格平庸软弱，但在书法艺术方面却有所造诣，流传至今的《女郎帖》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。建元二年（344年）九月，晋康帝立其子司马聃为皇太子，然而不久之后，年仅23岁的晋康帝因病逝世，谥号为康皇帝，反映出后人对其在位时期相对安宁、无重大波折局面的肯定。
五、身后影响与家族传承
晋康帝司马岳之死，使得年仅两岁的司马聃即位，是为晋穆帝。康帝遗孀褚蒜子以崇德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，她后来被追尊为康献皇后，其智慧与才干在辅佐幼帝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，延续了东晋的统治。晋康帝之墓位于崇平陵，即今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境内的蒋山，成为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岁月中一段静默的见证。
综上所述，晋康帝司马岳虽然在位时间极短，但他的人生轨迹和即位过程在东晋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，尤其是在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他的即位，既反映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权力博弈，也展现了东晋初期皇权在门阀势力影响下的复杂生态。尽管其个人才能并未在治国理政上得到充分展现，但其在位期间的举措以及对后代的影响，无疑为东晋王朝的存续起到了一定的维系作用。